名字，是伴随一个人一生的符号。
名字，也体现着一个家族的修为和期待。
在老祖宗那里，名和字是不一样的，也有着不一样的内涵。名是长辈给取的，它包含着长辈对晚辈的期许和祝愿。字是男子20岁行加冠礼，女子15岁许嫁举行笄礼时取的，以表示成年，有一个被别人尊重的称呼。现在，人们不讲究了，名和字全部揉在一起，在前面加上一个姓氏，就是一个人的称谓。
叔平与我
父亲给我取的、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名字，叫蜀屏。记得小时候，我跟在母亲身后，拿着户口本去粮站领粮票，在领粮票的窗口外排队时，母亲把户口本翻到我的那一页，给我看，说这是我的名字，那时候，我还没上小学，对于户口本上复杂的汉字，根本就不会认，只是知道：哦，我的名字像这个样子。后来，我开始上小学一年级，在学校报名入学的时候，母亲对父亲说：这个名字哪里像个女孩儿!于是，母亲就把名字改了，同音不同字，叫淑平，这个名字，一直用到了我初中三年级的上学期。
到了初中三年级，学校开始分快、慢班，其实，就是把一个年级的学生，依据学习成绩的优劣，分成不同的班。我被分到了年级的最后一个班，就是所谓的快班。然而没过多久，我就发现了一个糟糕的问题：这个班里同学的名字，姓陈(程)，而名字最后一个字是“平”的，足足有五、六位之多，比如陈世平，陈绍平，陈平等等，好烦人啊!于是，我回家和父母嚷嚷着改名字，那时，我已经十四岁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才知道了自己名字的由来。
父亲说：“淑平”这个名字，是你三外公的，他叫刘叔平，他是一位烈士，牺牲在成都双流。给我取名字的时候，父亲把三外公的名字，用同音字修改后给我。从“蜀屏”到“淑平”，都是从三外公那里拿过来的，原来，我的名字还是有出处的。父亲在我的逼迫下，先后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二十多个名字，我一个个看下去，没有找到满意的，有大体可用的，比如程逸程，但最终还是觉得不如意。一天，我和父母又在家里讨论取名字的事情，母亲不经意的一句话，就让我有了一个新的名字。她说：你既然用了三外公的名字，你就应该接着他的路，继续往前走，就取一个单名“征”，继续新的长征。从此，三外公刘叔平，这个我从未谋面的长辈，就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冥冥中，我和三外公刘叔平应该有某种联系。
我于2000年年底下海经商，自己把银行里的金饭碗砸了。2001年，我带着孩子到成都上中学，把公司从宜宾迁到了成都。2002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从成都双流交通银行处置的不良资产中，成功收购了一家破产企业的资产，这家收购来的企业资产，就位于双流航空港，有了这七亩多土地和土地上的建筑，于是，我把公司搬到了双流。作为外来的投资人，按政策，我把户口从宜宾迁到了双流，落户的时候，我对村长说：能否将我的城市户口改为村里的农村户口，村长说：这个不行!本来想蒙混着当一个城市郊区的农民，结果没有成功。三外公牺牲在双流永安镇，他的墓地也在双流烈士陵园，而我，也阴差阳错的来到了双流，至今，我的户口还在双流，这难道不是一种冥冥中的缘分!
后来，我把父母也接到了双流，闲暇时，我开始向父母追问三外公刘叔平的故事。母亲说，我的外公那一辈，刘家是四兄弟，我的外公是老大，刘叔平是我外公的三兄弟，他们四兄弟是按照“孟、仲、叔、季”来取名的。孟仲叔季出自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：“孟仲叔季，兄弟姊妹长幼之别字也，孟、伯俱长也。”孟是大哥，季是最小的兄弟，因此，我的外公名叫刘孟良，二外公名叫刘仲荣，三外公名叫刘叔平，四外公名叫刘季明，我的外公和后面的三兄弟是同父异母的兄弟。我外公的母亲姓罗，是富顺清光绪二十四年的进士罗琛的女儿，嫁到刘家生下了我的外公，不久就去世了。后来，一位姓陈的女人嫁到了刘家，生下了后面的三兄弟。刘家是大排行，男丁按男丁的出生先后排序，女孩儿按女孩儿的出生先后排序。我的母亲在刘家女孩儿的出生顺序排名中是第五位，而她的小兄弟在男丁出生顺序排名中是第四位，因此，我的母亲排行老五，而在我母亲后面出生的小兄弟，却排行老四。
△上海法租界的照片
叔平的故事
我的老家在川南的一个小县城里，它的老县城不大，最早以盐业开采出名，所谓的金犍为，银富顺，就是指盐业开采获得的丰厚利润，县城里至今还有一条老街，叫做盐井街。听母亲说，我的三外公和四外公，年青时是翩翩佳公子，在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流的小县城里，兄弟俩却上身穿着雪白的衬衣，下身穿着有背带的西裤，在县城里还“嘭嘭嘭”地打着网球，小县城的人没见过网球，纷纷围观。后来，我的四外公27岁就病死了，而三外公因为到成都求学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，于1930年经自贡人李邦兴介绍，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(见中共党史出版社《成都英烈大典》2011年10月第一版第435-436页;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主办的《文史杂志》2021年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”增刊第51页至54页。本文后续提到的史料，均来自上述两个文本)，成为了一名地下党员。据我的大表哥说，四外公刘季明好像也加入过中国共产党，只是死得太早，具体情况不清楚。为了地下工作的保密需要，三外公刘叔平将自己改名为刘则先，原名刘叔平的“叔”字，有时候也故意写同音字“蜀”或者“述”，以至于他正确的名字写法，往往被人忽略，甚至遗忘了，但在富顺的刘家亲人中，大家是知道他的名字的。母亲和舅舅都告诉我，他们四兄弟的名字，就是从“孟仲叔季”来的。
三外公刘叔平1927年在富顺中学肄业后，来到了成都，转入成都储才中学读书。192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当年秋天考入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(四川大学外语系的前身)，学习法语，1930年初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1931年冬天，他在组织的安排下，进入中央苏区的江西瑞金县，1932年被组织派到上海法租界工作，后来又辗转于南京、天津、北平和青岛等地，从事地下工作，现在看到的三外公最帅的一张照片，就是在上海法租界时留下来的。1936年，他被党组织送到延安，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员，于1938年8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。抗大毕业后，组织上安排他回到四川工作。在从延安回四川的路上，经过汉中时，他与同学被国民党宪兵抓捕，押送至西安“国民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”;拘押在原东北大学职工宿舍的一个小院里。在羁押期间，他积极联系其他的党员，在狱中建立起党小组并开展工作，他们想方设法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，通过八路军办事处获取了抗日战争的相关信息，以此鼓励大家坚持斗争。后来，八路军办事处传来一个好消息，朱德总司令从洛阳回延安，路过西安时，要求胡宗南尊重抗日统一战线，释放被拘押的抗日青年，当年10月，被羁押的共产党员与抗日青年陆续被释放，三外公刘叔平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，于1939年回到了四川。
1939年，中共川康特委指派他为彭山、仁寿、华阳特区书记，以华阳县傅家坝(今成都市双流区永安镇)傅氏宗族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。他组织并创办夜校、剧团和书店等，并在逢场天组织业余剧团演出抗日剧目，以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。同时，他还十分注重党的组织工作，培养积极分子，为党输送新鲜血液，恢复和发展党员十余人，并选送一批人到延安学习。同年8月，中共川康特委派三外公刘叔平到汉源县任特支书记，住在九襄镇一户农民家里，负责领导邻近几个县的工作。尽管他行事十分小心，但还是被西康保训所的特务盯上。11月26日，特务突然冲进他的住处搜查，发现有未烧尽的纸屑，特务们以此为由，把他押回保训所进行审问。他谎称自己是成都的大学生，是来汉源亲戚家躲空袭的，纸屑上的字是和朋友通信用的，但特务们并不相信。审讯中，他意外获知党的组织已经暴露，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，他毅然承认自己就是共产党员，《成都英烈大典》中有这样的文字记载：“刘则先愤然写下：‘我是共产党员!’几个大字掷与敌人说：‘你们要办只能明办，不能黑办’”。特务们随即加大了对他的审讯力度，妄图获得党组织的名单，在酷刑面前，他坚持以“不晓得”三个字作为回答，宁死不屈，坚守党的秘密。
三外公出事那天，时任川康特委宣传干事的李止舟同志正好从成都回到汉源，经过荥经老家时，当晚在老家住了一夜，准备第二天去九襄，向他传达最新的特委会议精神。这时，打前站的交通员回来报告，刘则先被捕了。李止舟同志转身回到成都，将这一情况通知了川康特委，特委立即开展了营救工作。特委书记罗世文以十八集团军驻成都代表的身份，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进行交涉，并通过一些上层人士的努力，要求释放刘则先，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，刘文辉电告保训所，释放刘则先，把他驱逐出西康省。当年12月，三外公被营救回成都，由于在狱中受刑太重，无法行走，他是被人用滑竿抬回成都的。
回到成都后，他在《新华日报》成都分馆(现祠堂街)一边养伤，一边接受组织的审查，经过一个月的审查，证明刘则先无变节行为，于是，组织上重新为他安排了工作，在成都开展青年文化运动。为了方便工作，组织上安排他与同为地下党员的傅德玉假扮夫妻，以家庭为掩护开展工作，他们经常结伴出入达官显贵的公馆和别墅，富商巨贾聚集的茶楼饭店，与地下党员秘密联络接头，回到家后，深夜还要刻写油印宣传资料，往往忙碌一夜后，天就亮了。1940年的春天，成都看不到万物复苏的勃勃生机，反而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，党组织担心他们假的夫妻关系暴露，为了确保安全，党组织正式批准他们结为夫妻，至此，他们才正式结为彼此的人生伴侣。党组织帮助他们安家在成都西门外的疏散区，从此，他们的家就成为了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点。
在这之前，三外公刘叔平在老家富顺是有家庭的，那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，虽然有过儿女，但是却没有多少感情，后来，因为常年在外参加革命工作，家，对于他来说，就更是淡化了许多。1942年的一天，他们夫妻俩按照党组织的安排，去往长顺街一家书店接头，刚到书店外围，正好遇上警察在查封书店，于是，他们迅速撤退，回到家里。回家后，他们苦苦等待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老黄，然而等了两个多月，老黄始终没有再出现。就这样，他们夫妻俩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，眼看一批同志被捕入狱，抓捕风声越来越紧，他们在成都呆不下去了，不得已，他们回到了富顺老家。
已经93岁的舅舅告诉我，三外公与前妻黄静娴感情不好，他们经常吵架，彼此脾气都不好，还打过架。刘叔平回到富顺后，办了一台酒席，请家门亲戚喝酒，同时，宣布他和前妻分手。我问舅舅：他和傅德玉也吵架吗?舅舅说：他和傅三婶不吵架，感情还很好，只是家里很穷，因为他在富顺是出了名的“赤色分子”，回到家乡就被警察局盯上，没法出去工作，也就不能挣钱养家，家里只是靠傅三婶去县政府会计室当个小会计的微薄收入生活，他们俩的状况是：女人出门挣钱养家，男人在家带孩子。舅舅上小学的时候，中午饭一般都是在三外公家里吃，因此，他特别知道三外公家里的穷。而黄三外婆离婚后，去了她姐姐家居住，她的姐夫是富顺县有名的中医刘圣崇，家里很富裕，不仅有医疗上的收益，还有田租收入，日子过得比三外公好很多。当时，刘圣崇的家都是黄三外婆在管理，刘圣崇我应该叫他十外公，他和我的外公是堂兄弟。
在富顺的日子里，三外公刘叔平并没有闲着，他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宣传进步思想，在县城的永善茶馆、西湖茶馆里，他向结识的一批进步青年讲延安的情况，讲屈原、高尔基，还讲鲁迅，并历数国民党独裁政府的腐败无能。1944年，冯玉祥将军在自贡、富顺组织献金救国运动，然而，一些富顺的地方官吏借此机会贪污，大发国难财，三外公和一些进步青年暗中调查，搜集证据，然后向冯玉祥将军揭发了此事。富顺县党部的官吏们对三外公是既怕又恨，以介绍工作为名拉拢他，尽管他家里很穷，但是他却对官吏们说：“我饿死也不吃你那碗饭”，这就触怒了县里的警察局。舅舅说，富顺的警察曾经来“读易硐”家里抓过三外公，他从阴沟里钻了出去，阴沟直接通到富顺的西湖，他躲在西湖的荷叶下面逃过一劫。由于富顺的警察要抓三外公，家乡呆不下去了，1947年2月，傅三外婆带着子女先回了华阳傅家坝的娘家，同年11月，三外公也回到了华阳的家。
这里有一段有趣的故事。富顺的警察要抓三外公刘叔平，尽管他在西湖的荷叶下躲过一劫，但却无法出城。他后来是怎么出城的呢?原来是富顺当时的名中医、我的十外公刘圣崇帮的忙。十外公刘圣崇为了帮三外公出城，把他出诊用的黑色轿子藏在西湖边的五虎山下，趁着夜幕降临，三外公假扮十外公出诊，用出诊的黑色轿子将三外公送出了城。
1949年7月，曾在汉源一起工作的前特支书记陈树堂，受党组织派遣到仁寿、华阳、彭山一带建立游击队，老战友相逢，分外高兴，三外公找到党组织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。紧接着，党组织指示三外公刘则先：积极发动群众，组建地下武装，准备迎接解放。1949年8月6日，在傅家坝双泉寺，川康边人民游击队第2支队第4大队正式成立，我的三外公刘则先担任大队长，下设公兴、古佛、黄甲和永安四个小队，他们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，明里暗里收缴国民党散兵游勇和当地土豪劣绅的枪支弹药，策反地主武装，川西解放时，游击队配合解放军做了许多工作。
1950年1月6日，中共华阳县委正式成立，高鸿光同志出任县委书记，游击队被改编为华阳县公安大队，三外公刘则先被任命为永安乡乡长。他持地下党成都市委负责人马识途写给高鸿光的亲笔介绍信，第一个来到新县委报到，并立即参加新政权的工作。刘则先同志是第一个被华阳县人民政府任命的乡长，也是华阳县1949年后，第一个为人民政府献身的革命干部。写到这里，我想起了今年的3月28日，以110岁高龄去世的马识途老人，他和我的三外公刘则先是同一时期的革命同志，这时，他们应该相会于另一个花园里了吧。
成都平原的富庶，是用眼睛就能看见的，在永安镇的旁边，府河清清的河水“哗哗”地流淌着，千百年来滋养着这一方土地，生活在这一方土地上的人们，有阳光的照耀，有府河的灌溉，只要有勤劳的双手，生存和繁衍根本就不是问题。刘则先是新生的红色政权的首任乡长，他夜以继日的发动群众，组织群众复工、复市、复课，整顿永安乡的社会治安和秩序，很快，永安乡一带便生机勃勃，一切都井然有序起来。
1950年2月15日，正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，双流区几个乡却相继出现土匪暴乱，他受命带领原来的游击队赶到华阳县城，武装保卫红色政权，几天后，匪情更加严重，他当即返回正兴、永安、黄龙溪一带，召开治安会议，组织武装力量平息匪患。20日，他在永安乡召开治安会议，突然街上乱作一团，赶场的群众纷纷逃离，原来是土匪冲进来了。刘则先马上安排其他同志撤离，并通知苏码头的游击队前来支援，一切安排妥当后，土匪已经冲进永安镇，到处都是枪声，土匪封锁了府河边的渡口，刘则先出不去了，他只好沿着河坎跑，最后躲进了一家烟馆。这一躲就是一天，一天下来他水米未进，好不容易有人给他送来一点食物，他吃了点东西。22日一早，土匪在“反共自救联合团”总部参谋傅秉之等人的带领下，挨家挨户的搜查，扬言“不交出刘则先，就把整个集镇房子烧光”，同时，土匪查抄了部分革命群众的家，把一些来不及撤退的游击队员抓出来直接枪杀。一个本地的二流子走进烟馆，认出了刘则先，立即跑去向土匪告密，土匪冲进烟馆，三外公刘则先自知再也无法躲藏，于是主动站了出来，土匪先将他捆起来，然后押着他在永安街头游街示众，最后把他推到府河边一个小塔旁，问他还有什么话说，刘则先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他坚定的说：为人民大众而死，死何足惜!我听舅舅说，他当时身中七弹，可见土匪下手之狠毒。我的三外公刘叔平，就这样，为他所追求的理想事业献出了生命，牺牲时年仅42岁。
叔平身后事
三外公刘叔平牺牲后，老家富顺县政府给住在读易硐的黄三外婆颁发了“烈属光荣”的匾额，他的英雄事迹在家乡轰动一时，广为流传。华阳县政府也向他的遗孀傅德玉颁发了“革命烈士家属证明书”，西南军区颁发了“解放大西南胜利纪念证章”。解放后，傅三外婆一家一直享受烈属待遇。文革期间，造反派抓住刘则先曾经在汉源被捕入狱的事情大做文章，傅三外婆也因此受到牵连。1978年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一大批原来川康特委的老同志解放出来，重新工作，在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局长、原川康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郑伯克同志亲自过问下，经过几位原川康特委同志的证明，刘则先的烈士英名，才得以平反昭雪。1986年7月31日，双流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在双流烈士陵园，举行隆重的刘则先烈士遗骨安放仪式暨追悼大会，三外公的八个子女从海内外齐聚双流，将三外公刘则先的遗骨安葬在了烈士陵园。从此，三外公刘则先，便长眠在了他曾经战斗过并为之喷洒过热血的地方，烈士英名，永垂青史。
三外公刘叔平牺牲十四年后，一个晚辈出生了，并且承袭了他的名字，那个晚辈，就是我。
1979年春节后，富顺县第二中学开学了，初中三年级四班的班主任涂老师走进教室，她开始了新学期的第一堂数学课。当进入提问环节的时候，她开口点名说：请程征同学站起来回答。全班五十多双眼睛，纷纷环顾左右，他们心里一定在想：难道班里又来了新同学?我在五十多双眼睛的注视下，站了起来，全班哗然，这不是程淑平吗!
2022年的那个暮春，我驾车来到双流烈士陵园，因为已过清明节，整个园区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左手举着拍摄用的三脚架，右手拿着一束菊花，背上背着双肩包，沿着陵园里的走道，我一个墓碑又一个墓碑的看下去，一些墓碑上有名字，而有些墓碑上写的却是“无名”。不多时，我看到了那个名字——刘则先!我停了下来，将三脚架撑在地上，然后，将手里的菊花，恭恭敬敬的放在了墓碑下面。墓里长眠的，是我从未谋面过的、我母系家族的前辈，我见过他的照片，即使放在当下，他也是一位妥妥的帅哥。我在墓前深深地三鞠躬，心里默默地想着：三外公，你知道我是谁吗?我也叫“淑平”哦!
如今，我逃离城市的脚步，竟然又追随着三外公刘叔平来了。我搬到恒大金碧天下之后，才发现，我的住处，离三外公工作和牺牲的永安镇以及黄龙溪，是如此之近。冥冥中，我和三外公的缘分，还真是不浅。三外公刘叔平用生命追寻的，是自由之思想，独立之人格，是人民群众真正的当家作主。我和他虽从未谋面，但在追求理想的路上，我和他是一脉相承的。我承袭了他的名字，我必须接过他的追寻，继续前行。
双流烈士陵园，蓝天白云，苍松翠柏，巍巍耸立的纪念碑，纪念碑的基座上，四个金色的大字，在正午的艳阳下熠熠生辉：
保卫和平!